自古以来，“犁”与“剑”就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凭仗——依靠犁得以生存，凭借剑方能自卫。很多情况下，“犁”与“剑”又是一对矛盾，“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历史上，能有效化解二者矛盾的国家，往往能较好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军事强国。数十年来，庞大的军事开支非但没有将美国拖垮，反而进一步巩固了其霸权地位，其奥秘之一就是通过军民融合推动国防科技创新发展。
请看今日《解放军报》的报道——
军民融合：美如何让“战场”连通“市场”
■赵 阵 石海明
军民融合——
从“战争牵引”到“军民兼顾”
回望历史，从二战时期的“战争牵引”到冷战阶段的“国防优先”，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以民带军”浪潮，直至今天的“军民兼顾”战略，美国探索推动国防科技军民融合的轨迹清晰可见。
由军及民。早在1941年，因为战争的需要，美国联邦政府设立了科学研究发展局，旨在协调组织科技研发服务于战争需求，从那时起，美国科技界、国防部门和政府机构的联系日渐密切。在冷战时期，为了与苏联对抗，美国的国防科研主导着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国防科研经费占政府科研经费总额的比例高达53%-85%，许多重大科技成果都受益于国防部资助，并从军方“外溢”到民用领域，如航天飞机、半导体和计算机等与国防直接相关的研发投资。
以民带军。20世纪70年代，硅谷的崛起标志着民用技术与军事技术关系的逆转，以信息技术的崛起为契机，民用技术成为技术革新的先锋，使军事技术从民用技术中寻找创新的灵感。如计算机系统、通信、集成电路和先进材料等民用技术都超过了军事技术，不仅价格低廉，而且能较好地满足军事需求。因此，美国对国防工业结构和管理政策、国防采办法规和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和改革。20世纪90年代，美国颁布了《国防授权法》和《国防科学技术战略》，全面实施军民融合战略。
军民融合。冷战后，为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美国政府成立了“国防技术与工业基础委员会”，国防部设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等机构，进一步推动军用技术的社会转移。2000年，美国国会批准了《2000-2010年国防科学技术计划》，强调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民用科研力量，通过军民融合大力推动国防科技创新。2011年，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发布《可信网络空间：联邦网络安全研发战略规划》，协调军兵种、国防部和能源部等开展军民融合网络信息系统研发。2015年10月，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国家创新战略》，指出未来科技创新的九大领域。特朗普政府也注重国防科技创新的军民融合，如近期美国五角大楼发布的《军事关键技术清单》指出，太空技术的95%具有军民两用性。特朗普的太空政策顾问罗伯特·沃克表示，新一届政府的太空政策不仅将关注技术的商业化，也将注重其军事应用价值。
制图：胡亚军
“军转民”——
逆向开发国防资源
冷战结束后，战争威胁逐渐远去，美国国防支出明显下降。当国防资源内含的军事效益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中分量变轻之际，“军转民”，即国防资源向民用领域的逆向开发，不失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明智之举。
军用研究的“军转民”。美国各军兵种都建有自己的实验室，如罗姆空军实验室、空军阿诺德工程中心、海军研究实验室等，在国防部层面设有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这些研究机构虽然主要从事国防科技研发，但还具有以下特点：从制造军备向促进具有商用价值的民用技术转移，即美国政府改变冷战时期主要集中于军事领域的技术研究方向，开始更加直接地介入技术转移活动；将部分项目委托私人企业管理，以加快研发成果的转化速度，推动其商业化进程。
军用投资的“军转民”。美国国防部将大量军事研发经费投向基础科学和关键技术领域，其研发成果不仅有军事价值，也有民用价值。美国海陆空三军都曾与民营企业签订项目合作协议，进行专项技术研发合作，如DARPA近年来较为成功的合作案例包括：与德克公司合作研制智能自动化手臂，与BAE系统公司签订“认知电子战系统”和“深海导航定位系统”的项目合同等。此外，美国还不断削减军事研发经费，转作民用研发经费。如2009年美国军用研发经费占联邦政府的60%，随后调整为军用和民用研发经费各占50%。
技术权限的“军转民”。通常而言，军事技术由政府或军方主导研发，他们拥有技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但有些技术也完全可以应用于民用领域。据统计，大约有80%的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相重合，如果向社会开放军事技术使用权限，将释放巨大的国防“红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GPS。冷战时期，美国国防部曾投入数十亿美元作为GPS的研发资金，任何一家私营企业都无法负担如此大手笔的支出。1996年，克林顿政府决定全面解除GPS卫星信号的选择可用性，从而让这一技术发挥出促进经济增长、鼓励社会创新及服务民众生活的功用。
“民参军”——
前沿科技溢出国防“红利”
“民参军”是利用民用尖端科技助推国防科技发展，以实现创新突破的重要举措。2015年9月，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了《保持技术领先：利用外部创新来维持美国国防部的技术优势》报告，认为当前全球科技创新扩散速度不断加快，而国防部原有的研发体制已不足以确保美国军事技术的领先地位，应更加注重外部创新资源的引入与整合。
当前，军民技术之分已很难界定，有的民用技术稍加改进就能达到军用性能，这就为“民参军”提供了条件。海湾战争期间，市场上的GPS仅售价1300美元，倘若按军用规范和标准定做，同样性能的产品价格高达34000美元，而且重量还要重得多。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民用技术更是大放异彩，如以科技动画著称的硅谷绘图公司，把伊拉克大城市、沙漠的地形，以立体绘图的方式模拟呈现，为美军直升机低空飞行、地面部队城市巷战提供了清晰的地形图。再如利用卫星芯片跟踪国防部4万个集装箱的运送，使得美军后勤补给真正做到了可视化，节省了资源。美国国防部2012年发布的《云计算战略》明确提出要将成熟的云计算技术应用于军队；2015年新版的《网络空间战略》，再次提出要借助非军方力量提升网络攻防能力，以实现最大限度的军民融合网络信息共享。
为了让“民间”创新“触角”更便捷地伸向军方，美国还注重创新枢纽机构的发展。如在2015年4月成立的美国国防创新实验单元（DIUx），就是美国国防部与国内诸多顶尖创新技术公司之间的一个连接枢纽。与一般的创新投融资方式不同，DIUx负责将美国国防部的具体业务或技术需求，与创新企业主体进行精准对接，保证了军方与技术类公司或科研院所之间建立快速、灵活的合作机制。仅2016年第四季度，该机构就签订了总金额高达3600万美元的合同，这些合同包括无人机、无线通信、网络防御等。
回顾历史，经过反复探索，美国通过不断完善政策机制，破除制度藩篱和利益羁绊，逐渐改变了依靠国防科技溢出效应惠及经济发展的局面，主动将民用技术与军事技术融合起来，使二者相互借力，既为国防建设提供了尖端技术，也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
激发协同创新的“聚变效应”
■石海明 贾珍珍
协同创新表面上是军民协同，实质上既有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纵向协同，也有政产学研之间的横向协同，旨在通过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汇聚，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释放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活力。
国防科技协同创新必须根植于国家创新体系之中。美国作为世界上头号军事强国，建立了科技成果军民双向转化机制，并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军民科技资源交流共享。其国防科技协同创新具有以下突出特点：其一，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锁定国防科技项目，确保国家战略和现实需求的“双满足”；其二，面向全社会遴选科技项目承接主体，并采取动态调整、目标导向方式科学管理，确保了科技资源配置和使用的高效益；其三，基于“全周期”创新理念从创新链条各环节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谋求国防科技成果在军民两个领域的“同频共振”。
为了促使这种“协同创新”机制落地生根，美国通过成立“双向溢出”式技术转移机构、建立“旋转门”式人才流动机制，以及建设“智库”式军民信息交流平台等方式连接“市场”与“战场”。
“双向溢出”式技术转移机构。为了促进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的双向转移，美国政府在军方和政府机构设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同时，美国商务部、农业部、能源部、NASA等关键部门、重要协会和知名大学也建立了类似的技术转移机构。
“旋转门”式人才流动机制。为了鼓励政府、大学和企业相关人员在军事、科研及管理岗位间自由流动，美国国会授予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实验人事权”的特殊权力，保证其处于创新前沿。而“军种参谋长计划”和“工作联络员计划”两项倡议要求陆海空军及海军陆战队和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在DARPA派驻联络员，DARPA则派遣代表到一线部队了解需求，三方合力加强协同创新。
“智库”式军民信息交流平台。为了加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有效沟通，如美国“国防工业协会”一方面帮助企业深入了解国防部等政府部门的最新政策法规，并代表企业向政府提出意见建议，是企业参与装备建设的“首席顾问”；另一方面，又经常与政府相关机构合作开展研究，协助政府制定有关政策规章和行业标准，是政府决策的“智囊高参”。
在推动国防科技创新进程中，应紧紧抓住“协同创新”的时代脉搏，促进创新主体从个体、封闭方式向协同、开放方向转变，创新要素从孤立、分散状态向汇聚、融合方向转变，激发协同创新的“聚变效应”，让协同之“花”开出创新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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