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深入，大量的中国企业布局海外，沿线开展合作。能源合作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举足轻重。然而，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难免会因为环境陌生而导致风险加大，海外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如何识别、管控和防范企业在“一带一路”中的风险问题，是企业需要关注的重点。
6月17日的“2017全球能源安全智库论坛”上关于“一带一路”能源投资的论坛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院龚婷就就“一带一路”风险及如何管控风险的问题表示，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面临政府安全、宏观经济、环境和社会等风险问题，需谨慎处理东道国的各种风险关系，提高风险管控。
中国企业“走出去”风险不断增大
随着“走出去”深入推进，中国资产在海外逐年扩大。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来以后，国际产能合作快速发展。然而，中国面临的经营形势非常复杂。相比于欧、美和日本相对发达的经济体，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起步较晚，经验不足。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在顶层设计、制度上做了许多工作，形成了由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企业为一体的风险体系。中国企业风险管控和海外权益难度不断增大，但政府资源相对不足。企业和公民自保能力有限，政府、企业、个人权责的划分还很模糊。从中国公民和企业的角度来讲，当其在海外遇到问题是，更多的是寄希望于使领馆，但由于对外保护工作资源和能力不足，无法监管所有事物，这使得政府安全、宏观经济、环境和社会成为了突出风险的类别。
冲突不断的政府安全风险
从政府安全风险来看，主要涉及东道国的政治稳定，包括东道国政权更迭、政局不稳、国内派系的斗争，投资项目遭破坏和搁置。东道国安全风险，主要包括武装冲突、恐怖主义、种族冲突、宗教冲突等。东道国干预风险，包括东道国征收、国有化、占有外资企业的资产和企业。国际关系，各地缘政治风险，大国博弈包括争端，三股势力成为当地政府的“替罪羊”甚至是牺牲品。
“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政治风险，集中在中东、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地，“一带一路”合作比较密集的地区，存在这样的政治风险。欧洲相对比较安全，但欧洲受困于难民问题和种族冲突。南亚恐暴活动，包括东道国干预的风险，致使中国的投资项目终止甚至取消，近年来这些问题呈现频发趋势。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东南亚、南亚、中亚这些地区都是地缘博弈比较集中的地区。
市场参差不齐的宏观经济风险
2010年，中国银监会下达《银行业金融机构国别风险管理指引》，把金融机构海外遇到的风险分为5个类别，通过不同的指标评估。“一带一路”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展程度差异巨大。此外，国内相关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完善程度也是千差万别。
容易被政治化的环境风险
“一带一路”涉及到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在建设过程中，很可能引发突发的环境事件。环保部和银监会已经重视到环境风险问题，倡导发展绿色金融、绿色信贷，来应对环境风险，将环境低碳环保理念纳入到对外投资合作大的框架中。
同时，应警惕环境风险被政治化。例如中电投在缅甸密松的项目被搁置，原因很复杂，环境问题是很重要的导火索。从“一带一路”沿线看来，环境风险跟能源和基建密切相关，是否符合和践行国际通行的环境标准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攻击的主要锚点。此外，“一带一路”生态环境情况比较复杂，“一带”是生态脆弱区，“一路”是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环境敏感区。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等“一带一路”重点项目敏感度高，在投资项目上所引起的环境争议一定程度上就会成为本土势力和大国力量博弈的工具，这也是环境风险政治化的问题。
影响本土利益分配的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讲是企业在投资过程中，没有处理好和东道国社会层面关系所导致的社会风险问题，比如移民安置、人权风险、社区风险、和当地社区土地或者环境产生冲突、民风民俗及宗教文化以及腐败。
从成因来看，中国企业缺乏长期和东道国社区打交道的意识和能力相对较弱，特别是基础层面。尤其能源和基建的项目影响到当地本土利益分配，会触及能源安全的红线，社会风险在这个影响下更加发酵。
加强风险管控的若干建议
从政治安全风险来说，有一些常规的市场化做法，包括出口型保险、双边投资协定、特别特区经营权、投资争端和仲裁等。
政府应该重视风险防范的问题，加强和东道国政府的合作，探索建立一种共同安全合作的机制。同时企业本身也要提高对风险防控的认识，尤其是把境外工作的安保工作以常态化的层面去理解。中国也需要更多外交人员，派驻国外，为我国公民和企业在海外，提供更多服务。此外，还需要市场化的安保力量，发达国家一些安保公司拥有丰富的经验和能力，开展的业务范围很广。尽管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涵盖，但中国本土的安保公司，可以趁着这轮春风走出去，和东道国合法开展经营，使之本土化。
国际组织层面上，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在高风险地区，得益于其长期以来开展的人道主义，企业可以和他们的活动合作。在高风险地区，假如企业员工被当地的极端分子绑架，ICRC可以从中沟通。
防范和管控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上，创新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端投融资主体、项目建设主体和项目建成后的运营主体构建，核心考虑与相关沿线国家设立合资发展的公司。设立的模式可以参照过去在基建领域一些做法，例如中国和新加坡建设苏州工业园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以公司化的运营，同时实现投资开发、借款、用款、资金管理和还款利用，把高收益和低收益的自然设施行业进行资产打包，解决能源和基建问题。
在环境和社会风险领域，中国政府希望提倡绿色“一带一路”的理念，核心还是需要中国的企业作为市场化的主体去了解和自觉遵守国际地区和相关国家的法规和社会责任，强化CSR的意识。同时需要更多的NGO力量参与到环境和社会层面的工作。
谨慎处理5种风险关系
中资企业、中资项目走向“一带一路”需要处理好以下5个风险关系。
第一点，处理好与当地的族群、派别、社区的关系，认识到任何一个能源和基建在当地落地所造成的利益分配、分配效应及变化，有意识和责任，尤其是对受损群体的沟通和补偿。避免投资行为本身造成当地利益分配问题，从而上升为一种矛盾。
第二点，华人、华侨群体可以让中国的企业能够更快的熟悉当地的营商环境，识别他们发挥不同能力的限度。
第三点，在东道国政治周来临时，中国项目会成为执政党和在野党热烈讨论甚至被攻击的对象。这个过程中，应该提前了解各方这样态度和利益的诉求。尽可能不要成为“替罪羊”。此外，需要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在中国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不一样的，中央政府企业和地方政府企业行政、立法、司法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第五点，深刻理解中资项目在东道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大国和地区主要力量在东道国政治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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