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施兰茶、张谦和]
“四方对话（Quad）将检验以印度为中心的供应模式”，这是印度《经济时报》3月12日Quad线上会议后刊发文章的标题。
当天，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参加Quad线上会议，成为该机制建立以来的首次首脑峰会。
此次会议上，除了重弹“自由开放印太”的老调，以疫苗增产为代表，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弹性也是受人瞩目的优先议题。《经济时报》所言的“以印度为中心的供应模式”，实际上是指四国计划在疫苗生产上深化供应合作，以此平衡中国的“疫苗外交影响力”。
具体而言，美国负责疫苗研发，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共同为相关计划注资，而拥有全球最大疫苗制造能力的印度将负责疫苗生产。尽管Quad宣称的生产协作计划目前仅涉及疫苗，但四国完全可能按照这一分工，向其它领域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协作，促成“摆脱对华依赖，以印度为制造中心”的新印太地缘经济战略框架。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提前解密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早就计划以安全与经济“双轮驱动”方式推动落实“印太”战略，但是由于四国政策分歧、利益分化，再加上目标模糊、缺乏抓手，导致“印太”框架下的产业经济议程长期滞后于军事安全议程。此次Quad峰会之所以不同凡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其以“疫苗合作”为支点，聚焦产业链供应链问题，并明确突出印度潜在制造中心的地位。
那么，印度真能为这曲推拉不止的“对华切割替代”探戈画上休止符吗？
Quad线上会议（资料图/ANI）
一、印太战略谋求“双轮驱动”
遏制中国的地缘经济影响力是“印太”概念成型的关键——防止中国崛起为印太地区主导性经济力量和单一基础设施供给者。
然而，长期以来“印太”框架下Quad等活跃多边协调机制几乎完全由军事安全因素主导，同一时期经贸倡议，如亚非增长走廊（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 、印太经济走廊（Indo-Pacific Economic Corridor）等，则因缺乏实质进展而乏善可陈。军事安全议程推进长期快于经济贸易议程的现象表明，“印太”战略未能通过“双轮驱动”实现全面发展。
造成两者“温差”的原因在于政策逻辑自洽与否。
尽管澳、日、印等国出于自身军事安全诉求考量追随美国，以较低成本在“印太”框架下形成合力，实现遏制、对抗中国的目标。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上述国家均对华保有不同程度密切的经贸联系，因此很难在维护各自经贸利益的过程中对华采取一致立场，遑论完全排斥中国并做到彻底切割。
因此，在“印太”框架下，军事安全领域议程因政策逻辑自洽而进展较为顺利，但地缘经济则因政策逻辑自相矛盾而遭遇重重掣肘，进展总体滞后。
然而，“双轮驱动”2020年以来似乎获得突破。
在军事安全方面，Quad升级至部长级对话以后，最近又进行了首次领导人峰会；美日印、日澳印、美澳印等小多边机制也陆续产生或升级；澳大利亚2020年11月加入马拉巴尔海上军演机制，表明美日印澳对华防务协调已达空前水准。
而在长期滞后的经济贸易方面，上述国家除针各自对中国推出“脱钩”、“断链”政策外，还在基建、数字、产业等领域通过“蓝点计划”“清洁网络”“弹性供应链”“繁荣网络”等倡议对中国进行合围施压。
上述国家敢于放手对华施压示强、“印太”地缘经济议程在2020年得以突破，原因并非相关国家对华依赖已大幅降低，更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相关国家产生政策冲动：
一方面，特朗普力度空前的极限施压政策，客观上鼓动日、印、澳等国“追随”美步伐对华实施经贸示强，使它们能够在确保中国反击风险较低后，采取“搭车”战术攫取各自所需利益，换取美国战略回馈。
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最早在中国爆发，不仅向相关国家揭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依赖中国的潜在威胁，更使它们产生在经贸领域趁疫情之机联手施压、合围敲打中国的政策冲动。
二、印度与印太地缘经济战略框架
在主要“印太”国家中，印度常因地位特殊而扮演关键角色。
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早已通过双边条约和日本、澳大利亚结成军事联盟，因此“印太”战略的军事安全基石并非是以美国为中心，同时辐射日、澳、印的典型“轮毂-辐条”联盟结构，而是以美日澳为战略发起方，以印度为战略接受方的“3+1”结构。
因此，“印太”军事安全安排的路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的选择。只有印度积极配合美日澳推进实施“印太”战略，美国才有可能以Quad为基础建立印太地区基础安全架构。如果印度始终恪守战略自主，在中美之间保持等距离外交，则“印太”军事安全安排就会因无法突破美国现有联盟体系而毫无新意。
自恃为关键“+1”因素，印度决策层此前长期怀抱“好处照单全收、代价尽量逃避、骑墙待价而沽”的机会主义心态。印度决策层长期认为，美日澳为遏制中国理应且势必扶植拉拢印度，因此无需表现得过于积极主动，只需附和表态即可达到最佳效果。
在印度决策层看来，这种消极合作、灵活响应、若即若离的策略，一方面能充分放大自身“+1”的特殊优势地位，撬动美日澳尽可能多的资源扶植，另一方面也能维持一定战略自主性，并标榜与美、日、澳并非沆瀣一气，以此保留对华协调甚至争取让利的可能性。这种“两头下注”心态使印度态度游移不定。
这一点同样映射在经济贸易领域。
美、日、澳均位列发达国家，不仅经济发达程度远超印度，在产业形态、市场准入、规范标准等方面，也享有不同于印度的诉求。这些国家也已形成联系紧密的经贸网络，对印太区域内贸易总量贡献占比保持高位。尽管美国在特朗普政府主导下已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拜登政府已对重返“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表示浓厚兴趣，这意味着美、日、澳三国抱团趋近加强。
反观印度，其“东向行动”自成一系，除加强对日澳双边合作外，也密切与东盟关系，更致力于推动由自身主导的次区域合作，使得“印太”地缘经济也呈现“3+1”结构。
因此，“印太”地缘经济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印度的态度和实力。只有印度甘愿融入美、日、澳经济集团，并获得足以取代中国的实力，四国才有可能有效排除对华经济依赖，实施真正能有效遏制中国的经贸措施；但如果印度仍态度游移或实力不济，那么“印太”地缘经济议程就只能停留在构想层面。
值得关注的是，印度自2020年以来向美日澳加速趋近。在军事安全方面，以2020年10月签署《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和合作协议》为标志，印美已达成4项基础军事协议，使双方战略协作达到“准盟友”水平，并在防务领域深度绑定。
在经济贸易领域，印度风格转化更显剧烈。莫迪政府2020年初以来，已针对中国在经贸领域推出强度空前、范围空前、声势空前的强硬政策，接连实施限制中资赴印、阻断中货进口、打压工程招标、封杀数字软件等举措，几乎涉及双边所有经贸互动领域。这宣告着印度似乎已放弃“战略自主”策略，彻底投向美、日、澳，借对华示强纳投名状以换取美经济扶植。
那么，印度“一边倒”的抉择，是否意味着“印太”战略能够实现安全与经济“双轮驱动”？
三、印太经济战略框架的未来展望
未来一个时期，美日印澳四国在地缘经济领域抱团需求将持续上升。除了印度因2020年对华示强和主动退出RCEP在经贸领域对美、日、澳更为倚重以外，美日澳也都期待围绕印度向“印太”框架注入更多经贸元素。
美国方面，拜登政府强调联手盟友对中国展开针锋相对的竞争，并在产业科技、供应链关键环节进一步排挤中国。在美国未加入RCEP且重返CPTPP仍有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拜登政府为确保美国域内地缘经济影响力，可能更强调“印太”框架的经贸价值，进一步发挥印度在对华经济竞争中的特殊价值。拜登任命强调对华全方位竞争的中国问题老手库尔特·坎贝尔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印太事务协调专员即是信号。
日本历来借重经济手段满足其政治和安全目的，因此乐见“印太”更强调经济议程，尤其期待其长期深耕的印度未来逐步替代中国成为全球生产中心和消费市场，并希望引导印度重返RCEP，使其扮演更重要的地缘战略角色。
澳大利亚2020年对华摩擦不断，暴露出其大宗商品和服务出口过度依赖中国需求的弱点，在此背景下印度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备选市场。显然，印度经济的繁荣程度与其对中国产业及市场的替代效果高度相关。
尽管美日印澳都乐于推进“印太”地缘经济议程，但印度作为其中关键环节，其自身的能力和意愿缺一不可。印太地缘经济战略能否从以“疫苗生产”为主的雏形阶段向全领域发展，完全取决于以制造能力为代表的印度经济实力能否显著提升。印度经济的“能力短板”，或将是美日印澳地缘经济整合的最大软肋。
例如，在2020年“产业链供应链重构风波”中，莫迪政府趁疫情袭扰中国，极力鼓动、诱导跨国企业离华赴印，企图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地位。莫迪政府此举不仅得到日、美政府的支持与配合，还同日、澳联手推出“弹性供应链”倡议，旨在以机制化平台将中国排除于全球供应链之外，但结果却乏善可陈。
最终，莫迪政府不但未能大规模虹吸在华制造业企业赴印，反而因自身疫情管控不力，沦为全球经济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其最富竞争力的制药、纺织等产业甚至因供货困难出现订单流回中国的情况。此外，莫迪虽不断推动用工制度、征地制度改革，但实际效果仍有待检验。莫迪政府农改法引发的持续大规模农民抗议，更表明印度改革前景远非一帆风顺。
印度农民抗议现场
鉴此，印度凭借当前产业实力和经济基础，仍难扮演替代中国的角色。四国深陷“遏制中国却仍依赖中国”的逻辑悖论，这正是“印太”地缘经济议程长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主因。
不可否认的是，在“印太”框架下，印度确实拥有极佳的发展机遇窗口。以此次疫苗生产合作为例，作为全球最大疫苗生产国的印度目前已为69个国家提供了5830万剂疫苗。“四国对话”确立的疫苗生产计划，将进一步加大印度疫苗生产能力，扩大印太疫苗供应能力，进而强化印度“可靠药品制造大国”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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