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元勋”

　　1958年10月，他和一大批科学家被调去研究原子弹。到了北京郊区一片阳光普照的高粱地后，隐姓埋名，突然从中国的大地上“消失”了。

　　起初，他们准备接受苏联专家的培训，但不久，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邓稼先只好率领着28位平均年龄只有23岁的新毕业的大学生，开始了向神秘的原子王国的艰难跋涉。

　　作为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和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他一方面办起“原子理论扫盲班”，亲自讲课、辅导并组织翻译、学习外文资料，一方面思考原子弹研制的主攻方向。

　　研制原子弹成功后，从1965年起，邓稼先又奉命率原班人马与从原子能所调入的于敏率领的研究队伍合作，开始了氢弹理论设计任务，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提交了被外国人称为“邓-于方案”的突破氢弹原理的方案，使中国的氢弹研制工作迅速向前推进并取得爆炸理论的成功。

　　冒生命危险抱起原子弹碎片

　　邓稼先长年在大漠深处风餐露宿，艰辛地度过了多年的单身汉生活。工作中，他总是不顾个人安危。从第一次核试验起，他就形成了亲临第一线的工作模式。1979年，在一次航弹试验时，因降落伞破裂，原子弹从高空坠落地上。

　　为了避免毁灭性的后果，他竟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抢上前去，抱起摔破的原子弹碎片仔细检验，由此受到致命的核辐射伤害。尽管如此，他仍然继续带病工作，直到1985年才因癌症而被强行安排住院治疗。

　　妻子的思念与支持

　　1950年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在邓稼先的大姐邓仲先和许鹿希的母亲劳君展的撮合下，邓稼先和许鹿希1953年成婚。

　　1958年秋，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表示同意。那晚，邓稼先睡在床上不断地翻身，许鹿希问：“你今天是怎么了？”

　　邓稼先坐了起来，轻轻地把一只手放在她的手上：“我要调动工作。”

　　她忙问：“调哪？”

　　他说：“这不能说。”

　　“做什么工作？”许鹿希又问。

　　“这也不能说。”

　　“你给我一个信箱的号码，我跟你通信。”

　　他仍然坚定地说：“这不行。”

　　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

　　研制原子弹之初，邓稼先主持的是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在这期间每天还能回家。

　　到了进入试验物理研究阶段，邓稼先彻底音讯全无地“人间蒸发”了。直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出差”了数年的邓稼先和妻子许鹿希才重新相聚，而在这长久的想念之中，总有许鹿希分别时候的“我支持你”的牺牲与奉献。

　　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宿舍区的家里依然保持着邓稼先在家时的样子，每天清晨的篦帚清理之间，许鹿希总是按照邓稼先在家时的样子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其中寄托的不仅是思念，更有一往情深的心心相通。

　　“有钱的困难户”

　　熟悉邓家人的同事、朋友都说邓家人特别好，这一方面缘于家学传承，另一方面也是家庭和谐温馨使然。上世纪70年代，邓稼先和许鹿希两人的月收入近400元。

　　在当时，对于四口之家来说，是很高的收入了。但邓稼先有时与同事们一起去国防科工委汇报工作，谈得时间较长，会议结束时已经过了食堂开饭的时间。

　　这时，他就拿出10元钱请大家在砂锅居吃一顿。他把剩下的钱全部买成火烧，带回家去吃。

　　而许鹿希却总是乐于煮些挂面就着火烧带领着孩子们吃，所以邓家也被同事们戏称为“有钱的困难户”。

　　“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1985年，邓稼先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病榻上，他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弥留之际，他还用生命的智慧和最后一丝力气，与于敏合著了一份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向祖国献上了一片赤诚。

　　1986年7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同志专程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是邓稼先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事，我们相信，如今的中国、未来的中国，做到的不仅仅是“不被落得太远”。